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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人》中的“多余人”

已有 485 次阅读  2020-12-07 17:46   标签散记 

 话剧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(图片选自网络)

“多余的人”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,尽管它流行于十九世纪上半纪的俄罗斯,但它并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现象。

《北京人》是中国着名剧作家曹禺在四十年代初的作品,是“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”。它描绘北平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,内部有错综复杂的矛盾,剧中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内心世界的苦闷,在家人亲戚之间的矛盾与相互倾轧中,告诉人们这些人的昏聩自私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,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腐烂死亡的必然性。剧本写于一九四一年,当时正是抗战初期,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,假抗日,真反共,消极观战,并且加紧对人民剥削压迫,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面对黑暗的现实,剧作家忍无可忍,他诅咒旧社会,诅咒害人的礼教,他相信,“那种封建主义、官僚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,他们在争抢着寿木,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”。他痛苦地呻吟、呼喊、反抗、追求、渴望着光明,但光明在哪里,剧作家不得而知。别林斯基说:“无聊、冷漠、苦闷、挫折,这就是我们的生活,因此,绝望、寂寞和渴望就必然影响作家和他的主人公”。

在此种情况下,剧作家笔下的曾文清,就当然带着种种忧郁的色彩,表现出“多余人”的特征。

曾文清,是这个没落封建世家的第二代,他瘦长个,面色苍白,宽前额,高颧骨,无血色的嘴唇,看来异常敏感,凹下去的眼眸露出失望的神情,悲哀而沉郁。

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,从小为母亲所溺爱,他聪明颖慧,文弱清秀,棋书诗画皆通,他热爱大自然,热爱生活,在悠闲的岁月里,他春放风筝,夏游北海,秋赏红叶,冬画雪图。有时徘徊赋诗,有时独坐品茗。他心地善良,体恤下人,宽厚同情。他不吝啬,不贪财,不冷酷,不刚愎自用,不欺软怕硬,他向往自由的生活,向往美好的爱情。革命的新思潮,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。

但就是这个被人认为绝顶聪明的青年,在封建家庭的窒息的环境中,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,终于感染了忧郁症。生活的一连串打击,更加促使他的忧郁症的发展。母亲的早逝,使他失去以往的温暖;封建礼教的束缚,使他毫无爱情地早成婚姻;妻子的淫威嫉妒使他厌烦并无法忍耐;家境的衰微混乱使他失望悲哀;尤其是他对愫方的不能实现的爱情更使他苦痛忧郁。每天都有愁烦苦恼缠绕他,他变得厌倦、冷漠、忧郁、痛苦,他常常发呆,无神地凝望,给人一种沉滞的懒惰之感。他懒于思想,懒于说话,懒于举步,懒于起床,懒于见人,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。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,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,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: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。

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,他憎恨这个家庭,但又离不开;他爱愫方,又不敢和她结合;他希望愫方嫁给人品很好的袁任敢,又愿意让愫方最好在家里;他不满封建礼教的压迫,又不敢公开与之斗争;他要爱不敢爱,要恨不敢恨。社会与环境的矛盾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,感情与理智的矛盾,言论与行动的矛盾,新与旧的矛盾,都集中到他身上,使他无法解决。他每天只好用诗、画、鸽子、鸦片、茶水来排遣苦痛,对于家里的矛盾冲突,对于周围的虚伪、欺诈、阴险、他总是“踉跄地逃开”。

由于他所受的封建教育,没有给予他系统的有实践意义的知识,没有造就他成事立业的真实本领,没有养成他坚强刚毅的性格,他的经历又决定了他不能身体力行的坏毛病,于是,他什幺也干不了,不能独立生活,不能从事哪怕是微小的事业,他空有向往自由生活的心。

别林斯基指出:“多余人的秘密,在他的时代里。”曾文清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走向衰亡,中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,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新旧交替时期,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暴发户争夺棺材的时期。曾文清感到了时代与环境的矛盾,感到了自己家庭的腐朽没落。他既哀怨家世的衰微,又无能力去挽救,既向往自由的新生活,又逃不出原来的生活圈子,既痛恨吃人的封建礼教,又不敢与之斗争,只能以消极的逃避来抗御。逐渐地,他对现实的引诱冷漠了,对死气沉沉的生活方式厌倦了。环境对于他是越来越空虚,他越来越感到孤独痛苦。没有人理解和支持他,当然他不可能走向人民中间。他爷爷骂他是不肖的子孙,众人们说他是无用的废物。他悔恨自己的软弱,害了愫方,也害了自己,他悲哀地感到:“人不能太聪明了”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即使是“一百二十分的好人”,即使天分再高,却只能是个无用的好人,一个聪明的废物,也只能做畸形社会的牺牲品。

是什幺原因使他变得这样?是吃人的礼教,是旧家庭的毒气把他害成这个样子。

愫方,作为曾文清热爱的女性,是寄托着作者的理想的。她聪明、美丽,出身于江南世家,父母死后,就寄居在曾家。寄人篱下的生活,形成了她的沉静缄默忍耐的性格,她低着眉头,听着许多刺耳的话。她爱曾文清,这是她在曾家的唯一的安慰,但她又不忍看着他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中所受的痛苦,所以在文清出走时,她支持他,希望他能快乐,她照顾文清留下的字画、鸽子,她宁愿牺牲自己,去为文清安排一切。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,也是不幸的。当愫方最后要离开曾家这个监牢时,使文清唯一的支撑也失去了,他终于以一死结束了自己的悲哀苦痛。

曾文清的身上,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一些贵族知识青年的悲剧。同世界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一样,也是贵族阶级的挽歌,是贵族思想领导权的结束。他们个人的精神的破产,是刚刚开始的社会破产的表现。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:“这些多余人没有能力推动历史的前进,也无能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,所以大多数贵族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,怠惰的习性,死气沉沉的悲观,毁灭和忧郁都是贵族社会瓦解的反映。”曾文清毫不例外,他个人的悲剧,以及他所处的封建大家庭的瓦解,正是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可救药的灭亡。

多余人这种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。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国家、民族、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有迟早之分,但决不会缺损或形成空白。因此,多余人的形象就不仅存在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画廊中,而且也存在于世界的漫长的历史画廊中,这与其说是文学影响的力量,不如说是历史过程的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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